严济慈、蔡希陶旧居

严济慈、蔡希陶旧居为昆明市文物保护单位。

严济慈、蔡希陶旧居位于昆明市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茨坝社区蓝黑路132号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大门内南侧办公区。位于昆明黑龙潭公园旁的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内，有一座中西结合式样的简洁平房，静静地隐藏在绿树丛中。该房屋建筑在一坡地上，设三段15级台阶缓缓而上。房屋为砖木结构，坐西向东，三开间，进深两间，南侧突出一间，总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灰色的瓦屋顶，褐色的门窗，白色的墙体，朴素而又大方。在这里，它已经伫立了70多个春秋。如今，在植物研究所高大的楼群中，它显得低矮而陈旧。但是，这里却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开拓者之一，时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建盖的住宅和办公地点。抗战胜利后，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回北平，他们建盖的房屋和征用的土地全部移交给在黑龙潭一起度过抗战艰苦岁月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这所房屋又成为著名植物学家、被誉为“云南植物科学界一代奠基人”和“西部大开发的一位先驱性人物”蔡希陶的住房和办公室。

蔡希陶和严济慈都是浙江东阳人。他们都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村家庭。严济慈生于1900年，比蔡希陶大10岁。严济慈求学之路比较顺畅，大学毕业后留学法国，26岁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又两次到法国留学及从事学术研究，而蔡希陶却因经济困难和参加-而未能读完大学，因为选定了植物研究，不满20岁就只身来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采集植物标本。严济慈后来当选科学院院士，而蔡希陶却与院士称号无缘。但是，他们都以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开拓精神以及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在不同的科技领域创下了杰出的业绩而享誉世界，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念。

由于战争原因，使生于锦绣江南的他们在云南昆明的这块土地上相聚。黑龙潭清澈的泉水，龙泉山的绿树清风，不是家乡胜似家乡。在这里，他们谱写了人生绚丽的篇章。

最先来到云南的是蔡希陶。早在1932年10月下旬，蔡希陶就受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的派遣，到云南进行了3年植物采集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蔡希陶又来到昆明，筹设静生生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很快便与云南教育厅商定，由静生生物研究所与云南省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并选定龙泉公园内的黑龙宫作为所址。

就在这时，从法国归来的严济慈正苦于在昆明城内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安顿由北平迁昆的物理研究所。他到黑龙潭找到同乡蔡希陶，发现龙泉公园虽然偏僻，但十分清静，附近茨坝还有机械加工实力雄厚的“中央机器制造厂”。于是，便选定了龙泉观的庙宇，把研究所搬了过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北平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严济慈的岳父母、夫人和五个孩子也一起团聚在龙泉观的古庙里。

抗战时期，以黑龙潭著称的龙泉公园，道观冷落，庙宇多年缺乏维修，呈现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但对于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来说，却正是潜心于科学研究的好地方。

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基本上是静生所的班底，包括静生所在江西庐山森林植物园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来到这里一起工作。除了胡先骕、郑万钧、蔡希陶、俞德浚、秦仁昌、陈封怀、张英伯、严楚江等植物学家在这里从事研究外，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年轻教师吴征镒以及冯国楣、匡可任等青年学者也来到这里。至抗战胜利前夕，全所技术人员及职工增至20余人，他们采集制作了数以万计的植物腊叶标本。在当时的抗战后方，这是馆藏最丰的一个植物研究机构，也是当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中心。此时的蔡希陶虽然不是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所长，但他是研究所的创始人，在研究所人员流动较大的情况下，始终坚守如一，是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台柱之一。

在此期间，蔡希陶除了参加大量的采集标本、分类研究工作外，还从战时烟草紧缺的现实出发，致力于烟叶选育和种植推广。当时，云南烟草改进所的徐天骝等人得到了一批美国烤烟品种。经过栽培试种，他们发现“大金元”这个品种，在众多烤烟品种中，特别适合云南的气候、土质。在蔡希陶等人的辛勤努力下，“大金元”这一优良品种就很快在昆明黑龙潭附近农村“安家落户”，推广开来。“大金元”这个烟草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对于云南烟草事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于科研工作和生产的扩大，黑龙潭的古庙逐渐不适应事业的发展，省教育厅给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增拨了经费，并在黑龙潭公园外拨了10亩地建盖新的所址。这片土地，就是现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园。1940年1月，由教育厅拨专款建造的办公室竣工落成，厅长龚自知亲书所名牌匾，并题“原本山川，极命草木”8字勒石嵌于办公室正面墙上。

而这时，严济慈率领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规模也日愈扩大。他们也筹措资金，在龙泉公园外西面的山坡上征用了一片土地，建盖了工厂和员工宿舍，逐步搬出了龙泉公园。这片土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用地。今天的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办公区和科研区，就是在严济慈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基础上扩大发展形成的。

抗战期间，1938年至1945年，严济慈率领原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员工，在龙泉观的破庙和新建的研究所厂房里，为前线部队制造了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水晶振荡器，300多套军用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还制造了供医疗和科研教学需要的500架1500倍的显微镜。1943年春，又研究制成精度相当于德国蔡司仪器厂的NIC式水准仪的丙式水准仪。更重要的是，还因此培养了一批光学仪器和精密仪器制造的骨干。抗战胜利后，这批人到了东北、西安、上海、北京等地创办光学研究所，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学研究骨干。

严济慈于1945年6月赴美国考察访问。不久，抗战胜利，严济慈回国后，立即到北平着手研究院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这时，大儿子严又光随清华大学也回到北平，二儿子严双光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只有夫人张宗英带着三个孩子还在昆明。1948年3月25日，严济慈被评选为第一届“中研院”院士。9月，“中研院”在南京开院士会。开完院士会，严济慈为避免国民党动员去台湾的纠缠，以接家属为名，立即动身回到昆明。1948年底离开昆明，返回北平。

抗战胜利后，外地迁到云南的高等院校和大多数科研人员相继复员返回内地。农林所大部分专家也回到了北平，而蔡希陶、冯国楣及其他少数职工，实在割舍不下他们开创的事业，眷恋着黑龙潭，便留了下来。严济慈及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走后，把房屋和土地都送给了蔡希陶留守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暂时未能搬走的物品如十几万册图书期刊也请蔡希陶存放保管。蔡希陶一家就住进了严济慈留下的房屋里。

这时，国统区民生凋敝，物价飞涨，农林所经费日趋拮据，不仅研究工作无法开展，全所10多号人的吃饭都成了问题。蔡希陶团结大家，自力更生，种菜，种包谷，种洋芋，种南瓜，种烤烟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为维持生计，蔡希陶在昆明市内福照街（今五一路）租赁了一间铺面开了一家“鹦鹉商店”，出售鹦鹉、鸽子等禽鸟及鲜花。家人也就搬到城内居住，只有蔡希陶在所内居住。

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1951年9月，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被任命为主任。1959年9月，工作站扩建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征镒任所长，蔡希陶任副所长。蔡希陶对严济慈留下的平房，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所里建盖了新楼，这所房屋也显得陈旧和潮湿，与他一起居住的同事先后搬离此屋，但他依然住在这里，直到1959年蔡希陶到西双版纳创建热带植物研究所和热带植物园才离开。

为纪念这两位著名的科学家，2003年，官渡区政府将严济慈、蔡希陶居住工作过的这所平房公布为文保单位。

信息来源：云南政协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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