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我去了全国最著名的网瘾治疗中心——临沂的“中国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我是以网瘾治疗者的亲戚的身份前去的，简单点说，我说我弟弟得了网瘾，需要治疗，于是该中心允许我先行旁听他们的课程，相当于是考察，以便我最后下决心劝说家人把我可怜的弟弟送进去。我得 到了极大的便利去观察这个机构的运转。
然而，去后那些在网瘾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孩子却让我一直感到心难安。
在我的了解中，他们被强行禁闭、用电休克等非人道的手段进行治疗，甚至在离开戒网院后还心怀忐忑，稍不注意就可能被重新送回去。这些被治疗的孩子是被吓怕 了，不是被治好了。而社会舆论却忽视了这个阴暗的角落。一切宣传塑造的是正义的戒网院、饱受困扰的父母，和邪恶的孩子们。
与此同时，网瘾治疗中心还在全国大量出现，主流的媒体在为它们推波助澜。利益链条已经形成。
在这个利益链条上，首先是所谓的专家，有的人本来一辈子不可能成名，在医学上终究要成为一个小人物，但是，突然机会来了，他们发现只要把“网瘾”说成是一种 精神病，就能够摇身一变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一夜成名，成为大人物，于是，网瘾，区别于烟瘾、赌瘾等，被单独列为精神病。这是后续事件产生的基础。
其次，是网瘾少年的家长，归根结底，所谓网瘾只是一种社会和家庭病，由于家长对于儿童的漠视和教育失职，导致儿童寻找替代品，即使没有网络，也会寻找其他的 替代方式去发泄，比如赌博、游戏机等，甚至有的人只是因为对父母和应试教育的抵触情绪而采取消极的抵抗措施，但是，只要把网瘾说成是一种精神病，家长失职 就得到了掩盖。在我的暗访中，家长是最乐于相信这一点的：原来孩子是得了精神病，怪不得不听话，跟我的教育无关。这样的盲目相信加上媒体的宣传更加恶化， 对于我调查的这个网戒中心，家长们对于网戒中心是盲目服从的。
最后，这个利益链条上是那些赚了钱的机构。以临沂网戒中心为例，只需要简单的数学，就能看到它已经从治疗网瘾上获得了几千万，甚至有可能上亿的收入。并且在利益体的驱使下，这种机构还在呈爆炸式的增长。
对于这些利益链条而言，网瘾只不过是他们树立的一个稻草人靶子，通过这个靶子，能够实现多少好处！但这么多的利益链条下的受害者是谁？是那些在心理上留下了阴影的孩子们。缺乏关爱的他们非但没有获得补偿，反而给送到了这样阴森的去处，受到恐惧和洗脑的威胁。
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在面对这么多利益群体的时候，一两篇文章根本不可能触动太多，我曾经指望媒体的力量，因为我就处于媒体之中，但最后发现国内的媒体更倾向于处于帮凶的角色，而尽量避免麻烦和质疑精神。
但我也相信行动，只要你看到了，就必须尽全力去说出来，用一切手段去说，别管结果怎样。要相信水滴石穿，但首先要有水。
2008年4月，家住山东潍坊的滕飞被告知父亲得了病，一家人要一起陪父亲去临沂第四人民医院去看病。对于父母，他深信不移。
到了医院，在医院主楼旁边的一栋小楼上，滕飞和母亲在一楼等待，父亲和医院的人上了二楼。滕飞当时并不知道父亲上楼去干什么，只是到了后来才知道，原来父亲签署了一份协议，该协议要求父母自动放弃滕飞几个月的监护权。当年的滕飞只有17岁。
“我们都上楼检查一下。”父亲下楼后对滕飞及母亲说。
迷惑的滕飞上了楼，却发现只剩下母亲的陪伴。事后，他才知道，父亲迅速离开了医院，回到了潍坊：事实是父亲并没有病，被认为有病的是滕飞自己。
实际上，这并非是滕飞特殊的遭遇，来到临沂四院“中国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的青少年们被认定得了一种新型的疾病：网瘾。他们的年龄从13岁到30几岁，绝大部分都是被骗来并强迫接受治疗的。
这 个全国最著名的治疗网瘾机构（其在院人数目前超过了150人，与之齐名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目前只有50人左右）坐落在偏僻城市角落，却因网瘾获 得了几千万的收入，甚至就连医院周围的旅馆、饭店也因此繁荣。它吸引了全国各地忧心忡忡的父母们前来咨询，或者把孩子们带来接受治疗。一位家长告诉我：“ 除了台湾、香港、澳门和西藏之外，这里收治过其他所有省份的病人。”
而临沂四院的前身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临沂市精神病医院。在这里的病人可以被强行限制自由，也可以被接受电疗，这一切都是以治病为名义；病人就是那些刚刚成年，甚至没有成年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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